當不少智能硬件初創逐漸做大時，上市便成為了一個巨大的選項，Fitbit就是這樣。不過如今，卻有一個趨勢正在發酵，即私募正在替代向公眾募股的IPO。實際上，盡管很多初創獲得廣泛關注，但科技股并沒有獲得高得出奇的估值。而如果公司保持私人性質，高管就無需擔心外界怎么樣，避免了季度財報的負擔。(諾瓦)
譯 | 土土、許欣(紐約時報中文網)
不久之前，如果你是一名年紀輕輕、自信心爆棚的技術狂，擁有一個征服世界的創業思路，那么你很可能會把日常生活中的大把時間，花費在朝著那唯一的商業里程碑邁進上：讓你的公司上市。
盡管高科技業的杰出人物一直對金融業抱有懷疑乃至敵視的態度，但科技業的骯臟秘密是，它在尋求華爾街和上市那一套東西的肯定——更不用提財富了。
風險投資公司安德森·霍洛維茨的執行合伙人斯科特·庫珀及其同事發現，盡管初創公司獲得廣泛關注，但科技股并沒有獲得高得出奇的估值。
風險投資公司安德森·霍洛維茨的執行合伙人斯科特·庫珀及其同事發現，盡管初創公司獲得廣泛關注，但科技股并沒有獲得高得出奇的估值。
但是，在過去的幾年里，奇怪的事情發生了：首次公開募股變得不那么誘人了。對于整個硅谷的創業者和員工來說，IPO已不再是主要目標。取而代之的是，很多創始人把上市當作是“必要之惡”，能推遲多久，就推遲多久，因為它帶來的麻煩比好處多。
“如果能從私人那里籌到2億美元，那就太好了，我根本就不希望自己的公司被不懂行的勞苦大眾緊盯著。對我來說，那其實很糟糕，”丹妮爾·莫里爾(Danielle Morrill)表示。她是組織和銷售初創市場信息的創業公司Mattermark的首席執行官。
硅谷對IPO突然產生的反感——部分植根于華爾街對新科技股的懷疑——也許是本輪技術熱潮背后最重要的一種心態轉變。如果公司保持私人性質，初創企業的高管就無需擔心外界怎么樣，避免了季度財報的負擔。這對他們來說是件大好事。
這還意味著，華爾街在從事它在上次科技熱潮中沒能做到的事情：利用增長及盈利能力等傳統標準來給企業估值。例如，投資者一直對Twitter苛責有加，因為其用戶增長放緩。他們對去年上市的云儲存公司Box也很苛刻，因為它仍然處于不盈利的狀態。去年上市的電子商務公司Zulily調低有關未來銷售額的預期時同樣也遭到懲罰。
風險投資公司安德森·霍洛維茨(Andreessen Horowitz)的執行合伙人斯科特·庫珀(Scott Kupor)及其同事最近發表報告稱，盡管初創公司近些年來獲得廣泛關注，但科技股并沒有獲得高得出奇的估值。實際上，科技股在整體市值中占據的份額在過去14年里一直保持穩定，遠低于90年代的峰值。
不愿給這些年輕的科技公司松懈之機的態度為普通投資者控制了風險。如果泡沫破裂，勞苦大眾——如果非要這么稱呼的話——不大可能受到巨大沖擊。
另一方面，私人投資者對“獨角獸”——硅谷對估值超過10億美元的初創企業的稱呼——壓下重注。如果很多獨角獸企業失敗了，大多數美國普通投資者將會毫發無傷，因為損失僅限于那些買入科技初創公司股份的風險投資人和對沖基金，以及公司自身的創始人及員工。
不愿——有時是無法——上市的態度給獨角獸企業帶來鼓勵。通過在較長的一段時間里依靠私人投資者生存，初創公司獲得更多緩沖來探索出可持續的商業模式。為了推遲上市，Airbnb、Dropbox、Palantir、Pinterest和優步(Uber)等幾家大型初創公司正在通過這種渠道籌集數億美元的資金，有的金額可達數十億美元，而它們本來可以通過IPO籌得同樣的數目。
推遲上市的計劃改變了一些風投公司做生意的方式。例如，Maveron表示，一旦收益達到初始投資的100倍，他們就會將在這家初創公司持有的股份轉售給其他更大的私人投資者，而不是等著公司上市。這樣規模的收益過去只可能通過IPO獲得。
不過，近來對IPO的反感情緒也有不利的一面。當獨角獸公司最終公開發售股票，股價一飛沖天時——或者這種假想的瑞獸在活蹦亂跳時愛做什么做什么——最大的贏家將會是那些現在承擔大部分風險的私人投資者。
過去的情況是，在IPO早期進場的公眾投資者有機會獲得創歷史紀錄的收益。如果你在亞馬遜(Amazon)于1997年上市時投資1000美元，你現在就會賺將近25萬美元。如果你在1986年投資1000美元購買微軟(Microsoft)的股票，你現在就會賺了將近50萬美元。如今，公眾投資者不大可能通過科技公司的IPO獲取這么驚人的收益。等到這些企業上市時，最大塊的蛋糕已經被私人支持者拿走了。
佛羅里達大學(University of Florida)金融學教授杰伊·里特爾(Jay Ritter)積累的數據顯示，2014年只有53家科技公司上市，接近1980年以來的中值，但遠低于90年代末及2000年高峰時期的數量。當時，每年有數以百計的科技公司上市。今時今日的企業還會等待更長時間才上市。2014年，上市科技公司通常已經成立11年，而自1980以來，進行IPO的科技公司的成立時間的中值為七年。
在過去幾周，我詢問了幾位公司創始人和投資人，他們為什么要等待;幾乎沒有人愿意就自己公司的情況公開接受采訪，但他們的答案基本都是“這樣做的意義是什么呢?”
首次公開募股也是一種對于擁有大量股份的員工和創始人的補償，但現在有了新的機制——例如在二級市場上出售股份以幫助內部人員套現他們在私有公司的股份。盡管如此，一些觀察人士警告稱，這一新趨勢對于不了解公司運營情況的員工來說并不是一件好事。
Mattermark的莫里爾說 ，“當公司告訴員工，‘我們正在進行一次非公開募股’時，他們有可能會感到困惑，這有可能會讓實際的風險比他們意識到的更大。”但她也說，很難說服人們接受他們賬面上的收益可能永遠無法兌現。“這種飲料很容易令人上癮，”她說。
如果首次公開募股的延期成為了硅谷的常態，一些觀察人士說科技公司可能需要考慮新的員工報酬方式。“我們可能需要從根本上重新考慮私有公司該如何給員工報酬，因為這正在變成一個問題，” 風投公司安德森·霍洛維茨(Andreessen Horowitz)的庫珀說。
在最近一次為安德森·霍洛維茨的有限合伙人(為這家風投公司提供資金的機構)做報告時，公司聯合創始人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告訴記者丹·普里馬克(Dan Primack)說，他從未見過投資者對待上市公司和私有公司CEO的態度差異像現在這樣大。“他們告訴上市公司的CEO，‘這個季度把錢還給我們’，然后告訴私有公司的首席執行官，‘沒問題，再干10年，’”安德森說。
到了一定時候，這一矛盾會被化解。“私有公司的估值不會永遠比上市公司高，”風投公司Maveron的丹·萊維坦(Dan Levitan)說，“所以問題是，是私募市場降低身價，還是公開市場向它看齊?”
如果私人投資者是錯的，那么公司員工、創始人，還有許多對沖基金可能會虧掉一筆錢。但如果他們是對的，那么像你我這樣的公眾投資者會因為失去了下一個發大財的機會而愁眉不展。
(本文原載于紐約時報中文網，原作者為Farhad Manjoo，原標題為“科技公司因私募而不再熱衷I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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