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禁”泄露舉報信息如果不輔以個案的責任追究，也就不可避免將異化為“言禁”。
2009年，退休干部張佰慶就高中生徐梗榮接受審訊時猝死事件發表跟帖，內容直接涉及陜西商洛公安局黨委書記及當地一些官員。在經歷了拘留又釋放之后，張佰慶被網帖所涉及的4名當事人以“誹謗罪”訴上了法庭。一年后，此案又增加了兩名自訴人，并輾轉移到了西安市雁塔區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據11月19日《中國青年報》）。
相比起之前直接用手銬“說話”，當事人選擇訴諸司法用法律來說話，無疑是個進步。但從前天庭審的情況來看，這宗“案外案”又驚現出另一宗個案，有關部門實不可視而不見。
在庭審過程中，當張佰慶的律師要求兩名自訴人出示原始證據時，對方還真的當庭拿出來了———數封帶有原始信封的舉報信。這些舉報信，只有兩封沒有寫明特定收信人，其余都是寫給特定人士的：有給時任陜西省人防辦紀檢組長、現任陜西省人防辦副主任吳文海的信件4件；有給陜西省人防辦主任彭隨義的信件4件；有給陜西省人防辦紀檢組監察室負責人的信件1件，還有給其他人的信件4件，共13件。
在舉報人保護制度還遠未健全的今天，舉報信泄密并非罕見。但在法庭上將舉報自己的信件（原件）作為證據出示，這還真是奇聞。且不說法律層面，多有“為舉報人保密”的原則性規定，就以張佰慶走的紀檢、監察渠道而言，在中紀委、監察部《關于保護檢舉、控告人的規定》中，也有明文規定，“嚴禁將檢舉、控告材料轉給被檢舉、控告單位或被檢舉、控告人。”今年6月25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于修改行政監察法的決定。最為引人注目的是修正案增加了一條規定：泄露舉報事項、舉報受理情況以及與舉報人相關信息的，依法給予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張佰慶案庭審中發生的那一幕來看，被自訴人作為證據公開出示的舉報信，這則又成了一封“舉報信”，只不過，舉報的對象換成了這些舉報信本來的收件人。鑒于這些舉報信的原始信封都在，要調查泄密人并不困難。而更應調查的是，這些舉報信的接收人，有沒有對舉報信中的事實進行核查，這些舉報信又為何流入到了被舉報人的手中？在弄清事實真相之后，請有關部門兌現法律法規所確認的泄密人的行政責任、紀律責任與刑事責任。
舉報是公民的憲法權利，為舉報人保密是舉報受理機關的法定義務。舉報人保護說千道萬，應從保密開始。就事前保護而言，保密實為舉報人保護制度的核心。近年來，中紀委、監察部以及“兩高”等中央機關多次強調為舉報人保密的重要性。但常識告訴我們，光有對泄露舉報信息的“嚴禁”是不夠的。“嚴禁”如果不輔以個案的責任追究，也就不可避免將異化為“言禁”。責任不至，泄密不止。嚴格問責舉報泄密案，不妨就從張佰慶的舉報開始。（王剛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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