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亞萍（資料圖）
即刻搜索
作為中國最具知名度的女性之一，40歲的正局級官員鄧亞萍最近陷入了輿論的批評旋渦。
僅就政治成就而言，鄧是“乒乓外交”的開創者莊則棟之后，中國最成功的運動員。她曾獲得多個乒乓球世界冠軍和4枚奧運金牌，并擁有清華大學的英語學士學位、諾丁漢大學的中國當代研究碩士學位，以及劍橋大學的土地經濟學博士學位。
此后，鄧轉向政界，歷任北京奧組委官員，共青團北京市委副書記，并在2010年就任人民日報副秘書長，及人民網旗下的一家國有互聯網公司——人民搜索（后將品牌改名為即刻搜索）總經理。
但即刻搜索的發展并不盡如人意。三年過去，根據CNZZ發布的10月份中國搜索引擎市場份額排名，即刻搜索的市場份額幾乎為零，甚至比排名極為靠后的有道搜索（市占率0.17%）還要少。
上周，驚訝的中國網民發現，即刻搜索關閉了多項產品服務，而提供的搜索結果已經全部轉向另一家國有互聯網搜索公司——盤古搜索。一些媒體援引不具名信源的消息稱，即刻搜索已與盤古搜索合并，總經理鄧亞萍在2年內花光20億投資，已“不知去向”。
從常識的角度看，這幾乎全無可能。一是即刻搜索的母公司，上市公司人民網在過去幾年的財報中從未提及“20億”這筆不小的開支，事實上從公開資料看，即刻搜索在過去幾年一直小有利潤，凈資產也略有增加。
其次，人民日報社并未公示任何有關鄧的任免決定，而且，即便真的虧損了20億，鄧亞萍也遠沒到需要跑路的程度——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中國遠洋在過去兩年中虧損了200億元，主要責任人魏家福也并未被限制離境。
基本上，這并不比其他大型國企的公司和人事變動更引人注目。根據《證券時報》8月的報道，即刻和盤古兩家合并為新公司，CEO另有其人，而鄧亞萍和盤古原CEO王紅宇都并未有進一步的安排——二人的風格風馬牛不相及，但業績半斤八兩，最大的共同點是談及企業目標時，喜歡提“國家使命”。
那么，到底是什么樣的“國家使命”？鄧把它“搞砸”了嗎？
重要使命
盡管在過去3年的任期內，鄧亞萍并非一個缺乏媒體曝光的人物，但外界對她的工作狀態，還是幾乎一無所知。
基本可以肯定的是，鄧是個勤奮的人。新聞里經常會有她代表即刻搜索與很多政府部門打交道的報道，在部分員工私下交流的只言片語里，她幾乎天天加班，對業務的把控也非常到位。有員工曾說，“她在做一個決策的時候，知道的公司細節比誰都多，我們都感覺好有壓力”（見本刊2012年第37期報道《CEO鄧亞萍》）。此外，她2012年還在百忙中翻譯了一本《體育經濟學》。
但同時，無論是接受專訪，還是多次在業內公開場合露面，她從未像其他互聯網傳奇人物那樣，有驚人之語和任何談得上特別的見解。基本上，她都在重復同一個意思，也就是即刻搜索網站上的公司目標：“（公司）承擔著建設擁有自主知識產權、新一代大容量網絡搜索平臺的重大任務，在國家文化傳承、形象傳播、信息安全、輿論引導和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等方面肩負著重要使命。”
關于這個“重要使命”，在2010年新聞搜索1.0上線時，鄧亞萍曾說過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話，“我們本身代表的是國家，你（百度）不用打敗我們，你應該多幫助我們，多給我們出主意。我們最重要的不是賺錢，而是履行國家職責。”
即刻搜索的設計，似乎也主要圍繞著履行這一職責服務。它的搜索結果幾乎沒有任何廣告。還有，它專門開辟了一個食品安全搜索服務，設立了一個曝光臺，還推出過一個搶火車票的功能。
盡管外界有傳言說，技術類員工占比超過80%的即刻搜索，核心的搜索技術來自與外界的合作，但不可否認它提供的搜索結果還不錯。一些業內人士比較了它和百度的一些搜索結果，發現即刻大部分時候能夠提供基本滿意的結果，甚至有時還會好一點。
但有時外界也很困惑，即刻究竟肩負著什么樣的使命。比如鄧有次在某論壇上說要走向國際，但同時又說要專注中國民生。再比如，你可以在它的搜索結果里找到被微博屏蔽的消息，但在百度里找不到。事實上，在即刻搜索上線之初，北京郵電大學校長方濱興甚至還曾經對鄧亞萍建議說，可以在即刻搜索上顯示twitter的搜索結果，以與百度差異化競爭。
可以肯定的是，從企業愿景的角度看，即刻搜索和盤古搜索的合并絕不會令人感到意外。后者的“移動搜索戰略”愿景目標是：以隨身、隨心、可信賴為服務理念，以民生化、生活化服務為核心。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后者去年面向全國高校開展的“盤古搜索杯移動搜索創新大賽”，曾因與北京精神“愛國、創新、包容、厚德”文化建設相結合，獲得北京市宣傳部官員的贊賞。
理想與現實
2012年鄧亞萍參加央視《開講啦》節目的錄制時，面對“為什么每次轉型，都轉向自己不擅長的領域”這個問題時說，自己之前在體育上的成功，來自“不斷自我糾錯。永遠保持勇往直前的精神”，所以她相信即刻也會成功，因為“行業不同，但成功的規律相通”。
但互聯網是一個高度創意和技術密集型的產業，絕非“勇往直前”這么簡單。即便對人民日報這樣年發行300萬份，擁有28家媒體和一個上市公司的大型央企來說，也沒有任何例外。
比如，錢絕對是一個很不容忽視的因素。2010年，時任人民網總裁的何加正，曾在國家啟動全國重點新聞網站轉企改制試點時表示，對于互聯網公司來說，資本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直接決定網站未來的發展。
“以前有很多戰略性的規劃，由于資金所限，沒法實現，有了新的體制和機制，就可以盡快把人民網做大做強。”何說，“人民網、新華網、央視網都是非常艱難地走出來的。”
即刻搜索顯然沒有能復制上述幾家國有新聞類網站的成功。沒有跡象顯示即刻搜索在幾年的成長中究竟得到了多少資金，但可以肯定的是，從母公司的賬面來看，不會有20億這么多。
但另一方面，搜索引擎確實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互聯網門類。比如鄧亞萍曾希望利用的“后發優勢”，其實并不真的存在。《浪潮之巔》一書的作者，前谷歌科學家吳軍曾說，對搜索的理解，非搜索公司一般要比搜索公司差，而且即使比后者做得好，尚且未必能成功。做得不好就更不用說了。
這已經是一片典型的紅海，市場領先的谷歌和百度公司高管均在不同場合分別說過，這兩家公司已經不是單純的搜索引擎公司。正如谷歌研究院主任彼得·諾維格（PeterNorvig）曾說的，“我們沒有更好的算法——我們只是有更多的數據。”
事實上，即便對資金和人員充足的大型互聯網公司來說，2013年也是夢斷搜索的一年。僅僅在過去的幾個月里，就有國內互聯網市值排名第一的騰訊公司，放棄了自己的搜索引擎“搜搜”。
即刻現在的狀態，很容易讓人想起鄧在《開講啦》上說的，“壓力無法承受的時候，就放一放。”
進退之間
既然如此艱難，為何還一定要進軍搜索？《人民日報》在2010年發表的《走近搜索引擎“國家隊”》一文，引述了人民日報社長張研農的講話，指出商業搜索引擎“追逐利益良莠不齊”，“我們必須搶占搜索引擎這一產業制高點，舉起搜索引擎這一信息海洋中的燈塔，以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利器維護國家權益”。
文章還提到，早在2008年，中央就決定將建設自主知識產權的搜索引擎，納入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和中央重點新聞網站建設規劃。
這并非中國獨有的想法。一份由工信部國際經濟技術合作中心10月份編譯的《二戰之后歐洲的產業政策:我們學到了什么？》中提及了歐洲國家在搜索引擎，乃至更多的創新產業上曾付出的努力，例如法國的“Quaero”，和德國的“Theseus”，以及俄羅斯、土耳其、伊朗等國的“國有搜索引擎計劃”。
俄新社2010年對此引述的一名項目承包商的觀點，很能解釋這種思路的邏輯——新的市場參與者很難從領先者那里搶到市場份額，但國家完全有能力建立二號搜索系統，為所有國家機關的電腦安裝國家搜索系統。國家不需要為該系統的推廣投入資金，可以按照社會公益廣告的形式投放電視廣告和戶外(微博)廣告。
但幾年過去，上述項目無一例外都因為種種原因夭折了。英國《金融時報》譏笑它們是“被誤導的、毫無必要的民族主義情緒的典型例證”。
盡管如此，幾年后這種情緒仍在繼續。例如最近關于斯諾登“棱鏡”事件的過度解讀。據路透社報道，德國新聞工作者協會建議記者，拒絕使用谷歌與雅虎的搜尋引擎與電子郵件服務，因為它們確信美國國家安全局(NSA)與英國電子情報中心GCHQ會定期截獲這兩家公司的數據。
今年10月，ZDNET上，有關韓國的一篇文章呼吁政府介入搜索引擎市場以保證“信息安全”。文章說，中、俄、韓是少有的本土搜索引擎占據大市場份額的國家。但是在移動端，這一情況正在發生變化。文章引用了截至今年10月的半年內的移動搜索數據，發現google正在悄悄超過韓國本土最大的搜索引擎Naver。
到目前為止，即刻、盤古合并后的新的搜索引擎“國家隊”，尚未表述自己的目標是否仍與之前的“國家使命”一致。沒有信息顯示，他們是否正在考慮《二戰之后》一文在結論中表示的觀點：
“本文中所描述的事件,會讓我們對政府通過直接干預來提高競爭力,以及政府選擇優勢技術和產業的能力產生懷疑。”
但是，這些已經不是作為官員的鄧亞萍需要焦慮的問題了。她在媒體和網民的譏諷和謾罵前，優雅地保持著沉默。這很容易讓人想起她在《開講啦》上談到面對失敗時的態度，“壓力無法承受的時候，就放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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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鄧亞萍談即刻：重要不是賺錢是履行國家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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