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內地，企業大學盡管起步較晚，但誕生后便經歷了“野蠻”的成長。據統計，內地企業大學數量目前已超過1000所。如今，在商學院潮襲擊企業界之際，內地的企業大學也悄然走在了自我蛻變的十字路口。如何走出一條集文化傳承、知識創新、前瞻研究、變革管理、價值鏈整合等功能于一體的企業大學，讓它成為變革與創新的策源地？
日前專訪了上海交通大學海外教育學院執行院長王紅新、上海交通大學海外教育學院領導力研究所所長余世維、中國企業大學咨詢研究中心首席顧問郭金山，從他們的回答中，記者力求為正在摸索中前進的中國內地企業大學探尋到可供參考的藍本。
企業的大腦中樞
管理界盛傳一句話：決策系統就是人體的大腦，引領著整個企業的方向。
對某些企業來說，這個大腦就是企業大學。企業出于滿足對各類知識和技能的需求，并培養所需人才，希望擁有自己的學習組織，這就誕生了企業大學。1955年，全球第一所企業大學——GE通用電氣克頓維爾學院正式成立。在GE傳奇CEO的推動下，該學院不僅為GE提供了強有力的智力支持，而且還向其他企業源源不斷地輸出人才。這也是美國《財富》雜志把GE評為全球最受尊敬的公司的主要原因。
余世維認為：“企業的員工要靠自己訓練，只有自己的企業大學最了解自己的員工，講師盡量用自己的干部，教材盡量用自己的案例。比如，麥當勞設在上海的漢堡包大學，講師全是麥當勞自有干部，且課本也是麥當勞自己編寫的。”
企業的變革要求員工有極強的全局化視野和適應能力，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企業大學得到了飛速發展。數據顯示，上世紀90年代期間，歐美國家每天會誕生至少一家企業大學。約80%的世界500強企業均建立了企業大學，如IBM中國渠道大學、惠普商學院、麥當勞大學等。在美國，從1988年到1998年之間，企業大學由400家猛增到1600家；而在中國內地，據不完全統計，從1998年第一家企業大學海信學院成立至今，目前已超過1000家，比較知名的如海爾大學、華為大學、聯想商學院等。
現在中國內地越來越多的企業將人才發展作為戰略性課題予以關注，同時，很多地方政府也將企業大學作為區域綜合競爭力的重要指標，這兩種力量驅動著企業大學在內地呈現高速發展態勢。
王紅新認為：“在中國，企業創始人的重視與支持，對企業大學的發展至關重要。如果CEO本身對企業大學規劃的長期性、穩定性重視不夠，那么在經營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就要嚴峻得多。”
與此同時，獲得政府的重視同樣重要。余世維說：“政府關心重視企業大學，就應該撥預算、拿資金贊助；其次，對企業大學需要的教材、設備，政府應該在進口的時候給予一些優惠。一個合格的企業大學對公司的貢獻應該要達到80分，但對區域的綜合競爭力來說影響是間接的，只有企業強大了，地方才能跟著強大。”
從培訓中心到企業大學
經過多年的發展，內地企業大學的功能、職責和戰略定位差別很大。有機構把它們分為三類：一、承擔傳統職責，無戰略功能，只作為企業培訓員工的場所；二、作為企業變革的發起者和主要參與者；三、作為戰略中心來影響企業的宏觀戰略和發展方向，更像一個企業內部的高端智囊機構，這是最高層次的企業大學。
“我認為創建企業大學與企業的規模相關，規模大的能開大學或者商學院，小一點的開訓練班，再小點就搞‘品管圈(QCC)’，不是每個企業都適合搞大學。”余世維表示。
美國紐約市企業大學咨詢公司總裁、企業大學研究專家珍妮·梅斯特在其著作《企業大學》中指出，企業大學與傳統培訓部區別的焦點在于從一次性培訓活動轉向建立持續的文化。
“和傳統大學、培訓中心相比，企業大學主要有企業主動性、創新性、開放性、課程外延性、課程系統性等方面特點。”王紅新認為，“企業大學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完全可以獨立，從定位來看也不再是簡單的培訓管理體系，能創建出企業的運營管理動力圈。二者之間最重要的區別就是企業大學體現了企業的戰略需求，很多高層領導者是戰略的制定者又是企業大學的教師，使得戰略信息的傳遞更加直接有效。同時，通過長期的培訓使員工深刻領悟企業的戰略，并且讓員工感受到自己參與了戰略制定的過程，戰略的貫徹力得到了強化。”
因此，企業大學不應該僅僅是一個從企業內部培訓機構轉化而來的單純的人才培養機構，更應該是在戰略層次下建立起來的傳遞企業文化和價值觀、提高企業員工績效水平、員工的企業責任感以及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全新組織形態。
未來的競爭不再是企業與企業之間的競爭，而是供應鏈與供應鏈之間的競爭。在面向供應鏈體系時，為加強和鞏固企業的戰略同盟關系，企業大學也會起到重要作用。余世維認為：“企業大學能夠幫助企業留住人才，能幫助企業與供貨商成為伙伴，讓企業去改進總體競爭力，企業大學甚至可為營銷本地化提供解決方案，在組織變革中對文化整合起關鍵作用。”
在中國內地的企業大學中，愈來愈多的總裁逐漸把企業的學習和知識管理上升到和創新、人力資源、營銷及財務一樣重要的戰略地位。
企業大學的定位之惑
近年來，許多企業紛紛提出要建立一流企業大學的愿景，然而，這當中不乏跟風者：要么依附在企業特定的發展目標下，成為純粹專注員工技能培訓的培訓中心；要么在取得一定知名度后，改走商業化道路，變成對外銷售設計課程的咨詢公司類企業大學。
對此，王紅新指出，企業大學之惑首要原因是國內企業對于企業大學的定位、規劃不清晰。“中國內地不少企業大學起伏跟行業、企業本身興衰很有關系。從我們研究的標本來看，企業大學要繁榮必須做到兩點：一方面為企業戰略推動力帶來支撐作用；另外要依附于一個企業長期的、正確的戰略規劃。企業最大的特點是以績效為中心，如果企業大學所有做的事不能對企業的績效提升帶來實質性幫助，CEO的重視也可能是間斷性的。”也因如此，一旦業績不佳要縮減開支時，那些定位不明晰、可有可無的企業大學往往最容易成為犧牲品。
另外，目前國內企業大學表現出“水土不服”的特點，因此有人將注意力轉向外國成功的辦學經驗。余世維說：“中國內地的企業大學還是有好的，比較海爾、華為、貝爾、聯想的企業大學。”
談及中外企業大學辦學差異時，王紅新認為，國外大企業因重視規劃加之有多項科學流程管理，由此保證了企業大學在整個戰略規劃里有準確的定位。從這點看，內地的企業大學在經營過程中遇到的問題要比境外嚴峻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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